周末了，谷瑞军带着小博去原来的雇主家看望小高兴和妹妹。图片来源：“百手撑家——2017家政工艺术节与影像计划”
中产们天天加班加到吐血而不得不把孩子留给保姆，和家政阿姨们来到城市打工求生而不得不将孩子留给家乡的老人，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吗？
作者 | 林深
编辑 | 沙捞越
微信编辑 | 侯丽
在城市中产工作节奏日益紧张，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与人口老龄化趋势加深的背景下，家政服务市场越来越大，月嫂、钟点工、保姆承担起消费者产后照顾、日常家务与老人小孩照顾等等任务。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估算，服务于家庭的家政工，再加上在医院服务的护工和以亲属或老乡关系从事有酬家庭服务的劳动者，其从业人员规模应在3500万人左右，创造产值上万亿元。
胡志玉，1965年生，济南人，她照顾一位80岁老太太，这位老奶奶喜欢人家称呼她“于小姐”，“于小姐”爱美。图片来源：“百手撑家——2017年家政工艺术节与影像计划”作品
然而这背后，却矛盾重重。
对于中产家庭来说，最忧心的大概是对家政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它不断上涨的价格之间的矛盾。近日，腾讯大家上一篇名为《阿姨改变了中国》的10w+热文无疑击中了许多家政服务消费者的痛点：
我们非常担心家里的阿姨受到“炫富”的刺激，要么催生加薪的欲望，要么产生某种仇富的阶级情绪，误伤了并不富的我们。
文章将保姆描述为对消费者无理要价、对同行恃强凌弱，最终将导致中产女性不得不因昂贵的家政服务价格而重回家庭的“悍妇”。作者不停地哭穷，不停地控诉“阿姨”有多凶猛，俨然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但阿姨们果真如此凶悍，竟能欺负到中产们的头上来吗？
脆弱的家政劳动者
对家政工们来说，其所面临的真实矛盾之一，是急速扩大的岗位需求与依然落后的劳动权益之间的矛盾。
全面“二孩”政策与中国老龄化问题的凸显让家政工劳动力需求急速扩大。近日，中国（广州）第二届家庭服务行业圆桌会议举行，会议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家政服务支出一直快速增长，母婴护理、家庭教育、护理陪护需求旺。借此东风，O2O家政服务平台大量涌现，传统家政服务中介平台也开始采用互联网模式来自我改造。
考虑到未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政服务需求会越来越大，前年7月份他们成立了“e家政”，采用APP或微信下单、门店培训等线上线下结合的互联网运营模式提供家政服务，截至目前已经服务了5万多个家庭。
——南京日报 2017.11.30 《家政中介行业呼唤品牌化规模化标准化》
然而，在这一波潮流中，本就处于弱势的家政工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状况却并不见好。调查显示，家政服务仍然以熟人介绍为主，超半数家政服务员未购买相关保险，并存在大量口头协议而未签署劳动合同的雇佣关系。另有媒体指出，家政工人就算与中介公司签订三方协议，权益依然难以保障。
在10年家政服务工作经历中，王敏曾遇到过几家“不讲理”的家政公司。据王敏介绍，在签订了“管一年”的三方协议后，她自己也有几次出现做不够一年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公司会再给我找一家，但是我也遇到过迟迟不给推荐新工作的公司。”
王敏说，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家政公司再给介绍就属于免费介绍了。一般来说，公司会更倾向于给“新来的”介绍活儿，这样公司可以拿20％的提成。“公司通常都会让我等等，其实就是不愿意给找了。我也懒得去找他们，有这个时间还不如找另一家中介挣点钱。”王敏说。
——法制日报 2017.12.4 《家政服务人员劳动权益保障现状调查》
来天津十经路找活儿的妇女大多是要干家政这行，她们从河北、山东、甘肃、吉林等地的农村出来，年龄大多在50多岁，她们说，没有读过什么书，只能做做伺候老人、打扫卫生、刷盘子洗碗的工作。雇佣双方可自行讨价还价，协商交易，双方满意就跟着雇主回家干活。图片来源：“百手撑家——2017年家政工艺术节与影像计划”作品，《等待在十经路上的女人们》摄影：王海
此外，阿姨们还不得不替互联网平台承担巨大的风险。一位通过某大型家政服务平台提供服务的钟点工阿姨告诉土逗，app派单系统不合理，定位不准确，自己曾经接到2个小时的服务订单，但是因为距离远，自己坐了一两个小时的车才到雇主家，并且还要带自购的劳动工具。除了种种bug带来的麻烦，阿姨们还不得不面对互联网服务平台欠薪的风险：
主顾只需要付给阿姨每小时二十余元的工资，（如今在两年后的2017年涨到三十五元），但公司初创阶段拉到风投，有大量资金贴补，阿姨每个月可以拿到六千到一万的薪水。……不过，当我在2015年底采访她时，工作了近两个月的宁宁只拿到了六千多元工资。她听说公司资金已经出现困难，她只能领到非会员制的现金客户直接交给她的报酬，这在她们的收入中是较小的部分，公司补贴部分以及会员制客户的付费由公司扣押。有些阿姨已经在公司押了几万元，但她们仍然在尽量多接活，相信这些钱最终都会发到自己手中。
——正午 淡豹《一个女人的出东北记》
或许现实中的一些阿姨确实存在要价加薪的凶猛气势，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阿姨们被中介机构掌握而被层层盘剥，并长期面临没活儿没收入的处境。互联网+的滔天巨浪稀释着人们对家政工劳动权益问题的关注，掩盖住阿姨没有劳动合同和五险一金、随叫随到、一个差评等于白干一天的真实情况，这才是真正的气势汹汹。
主雇温情背后，城乡阶级分野
家政工们所面临的另一个矛盾，是日益提高的城市生活水平与外来打工者融入城市难之间的矛盾。
当下的家政工，大多是从欠发达区域流向城市的中年女性。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村女性进入大城市务工，年轻女性大多进入工厂，而家政行业吸纳了大量中年农村女性。同时，在城市国企改制过程中，由于职业分布及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女职工下岗机率高于男性，众多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低的城市下岗女工进入家政行业再就业。而阿姨们的流动身份，决定着她们在城市中工作与生活尴尬。
“谁都不愿意背井离乡，骨肉分离，可是没有法子，为了小孩上学，老人看病，我们从农村跑到城市干起了家政，一双手撑起两个家。”2017年11月25日，由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主办的“百手撑家——2017家政工艺术节与影像计划”在北京798映画廊举行，来自北京、济南、西安的50多位家政工姐妹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百手撑家——2017家政工艺术节与影像计划”海报
本次艺术展共展出作品146张，由5组人物故事、4组专题和家政工群像三个展区组成。作品展示了她们的家庭生活、劳动故事及所处社会环境。而这些故事展现的不仅仅是家政工人为主体的个人生命经历，同时也是这个时代的写照。
《费家村里的王金枝》摄影：周娜 黄喜悦
王金枝，1966年生，河南焦作人，小时工。2006年来北京打工至今，主要是照顾老人。王金纸的手指关节有点变形，她说都是长期干活泡在冷水里造成的。
王金枝她说她遇见的雇主都待她不错，有时能和雇主在家一桌吃饭，听其他姐妹说，有些雇主不让家政工上桌吃饭。最近她新换了一家雇主，没想到刚上班不到两月，王金枝骑着电动车出门买东西，返回小区时，就被突然落下的起落杆砸掉了三颗门牙。出事当天，雇主还是很积极把她送去医院治疗，垫付了医药费。换三颗牙要花上万块钱，雇主就再也不过问了，王金枝也不知道接下来去哪里找那笔换牙钱。
《费家村里的王金枝》摄影：周娜 黄喜悦
王金枝住在北京东北五环边上的费家村，她不喜欢住家的工作，就选择做小时工，休息的时候还可以逛逛市场，和丈夫做顿好吃的，过过自己的小日子。王金枝每天都骑着电动车到城里干活，自从她出事后，丈夫一过六点见不到她人，就在村口焦急地等待。她觉得今年很不走运，先是丈夫腿摔断了，躺了几个月，自己又摊上这件事情。好在还有个遮风避雨的小屋，不管外面多冷，开着电视，躺进被窝，说说体己话，就觉得温暖不少。
《小时工唐富芸的24小时》 摄影：王海
唐富芸，1972年生，四川达州人，在北京做小时工15年。她和丈夫住在北京东五环外的豆各庄一个大院里，一间不到10平米的屋子，周边一直在不停拆迁，唐富芸也不停搬家，虽然这里能租的房子越来越少，房租也从每月120块一路涨到500块，但是对于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的唐富芸来说，只要不拆掉她住的那间屋，她会一直住下去。因为比起城里的地下室和昂贵的房租，这里，是她最好的选择。其实对于唐富芸和丈夫来说，生活的选择并不多，家里有老人孩子，回老家又没法养家。
《小时工唐富芸的24小时》 摄影：王海
唐富芸每天大早骑着电动车驶出村口，穿过半个北京城，去往三个雇主家。整个上午唐富芸都在择菜、洗菜、切菜、炒菜。中午十二点，唐富芸做好了二十多个人的饭菜，这是她最舒心的时刻。当别人在吃午饭的时候，她又开始筹划明天的菜谱和食材。到下午五点，在三环边上的公寓里做家务是唐富芸一天中第三份小时工。晚上八点五十，疲惫的她终于踏上回家的路，披着夜色穿梭在城市的霓虹灯和车流里。
家政工虽长途跋涉从家乡来到城市，但他们和城市之间，还隔着雇主处处防备的眼色，隔着城郊间几个小时的寒风旅程。他们背上背负着那个远在家乡自己的家，用手撑起城市里别人的家庭重担，却始终走不进这座城市。正如王金枝和唐富云一样，今天还在庆幸自己下班后能蜷缩在城边村里的温暖小窝。不过，在这个格外严寒的北京冬天之后，她们不知将落脚何处。
争议背后，共同的命运
显然，某些中产阶级并不像自以为的那样了解“阿姨”们的处境。回头看看《阿姨改变了中国》，作者的叫苦不迭其实难掩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内核。界面新闻一篇名为《中产的梦该醒了：阿姨并没有改变中国》（下称《梦醒》）的文章指出：
他们（现实中的中产）居高临下为阿姨们“着想”，希望她们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做城市里的阿姨。现实中的中产阶级更愿意将自己视为“资方”，与底层的“劳方”区分开来……
当许多中产家庭不得不将家务劳动以商品交易的形式外包出去时，他们选择忽略造成中产自身精力与时间不足的真正原因，而将矛头指向了阿姨——这些看起来善于团结起来给雇主施压，甚至还能够在城市购买一套小房子的“准中产”。表面的恐惧、控诉甚至不切实际的想象，实则是作者在难以自抑地对可能挤占自己中产席位的农民工“阿姨”们施以仇恨。
但事实是，阿姨们在工作与生活，或者说在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领域遭受着双重剥削。讽刺的是，这种双重剥削，中产们也同样在遭遇着，正如《梦醒》所说：
现实的中产阶级远没有意识形态或者广告宣传中的中产阶级那样舒适、惬意。他们除了在工作场被剥削规训，生活中还受到房东或是房贷的压力，被各种各样的商家和贷款机构盘剥。
因此中产对家政工的一切鄙视，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此外，城市职业女性不得不在性别不友好的职场上付出更多时间精力，因此无暇顾家而花钱聘请保姆，白领也吐槽自己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在这一点上，身为农民工的家政阿姨却早就深有体会——为了生计，她们不断穿梭在不平等的城乡之间，在别人家里照顾孩子，自己的孩子却丢在各种资源都极其匮乏的家乡，由老家的父母照顾。在这个维度上，城乡女性的利益并非对立，反而命运相同。
陈述琼，陈恩华，陈会荣，四川阆中农村人，三姐妹。她们租住在北京东北五环东辛店村，一间幼儿园厕所改造的房子成为她们的温馨居所，玫瑰花和红酒相伴的日子里弥漫着醉人的味道，削减着乡愁和苦闷。图片来源：“百手撑家——2017家政工艺术节与影像计划”
“底层”的阿姨与城市中产的命运越来越多地交缠在一起。阿姨们的生存与劳动保障问题应当被发现，与其制造所谓的高端与低端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不如合力去认清真正的利益既得者：是谁在一边压缩人们的家庭生活时间，一边提高人们的生活成本（比如房价）？是谁在制造了农村的贫困，同时又让进城寻找生计的人只配做二等公民？又是谁，一边在残酷地拆旧圈地，一边计算着土地高价出售后的巨大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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